新世纪以来，通山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化的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绩。《通山文艺》以发现新人，提携新秀，打造文化精品，讴歌时代主旋律为宗旨，以强烈的地域意识和现实情怀，积极介入当下，为荆楚文坛输送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家。孔帆升、阿木、雪雁鸣、孔祥树、黄慧星、徐大发、倪霞、桑眉等当地作家以自己的才情，记录当下社会的历史变迁，积极参与新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约30万字的《富水湖放歌》是徐大发先生的散文集，内容主要分为八个部分，即吟咏故乡、感悟人生、感受亲情、围城风景、笔走大地、触摸故人、偶寄闲情和杂谈文化等。笔者有幸拜读这些散文，常常为作者的现实情怀所感动，为作者的文学才情所折服。

 

 

    这里所谓的现实精神，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在新世纪生活境遇下直面矛盾的坦诚精神、追问本相的人性精神、关注民生和底层的忧患精神，世俗美学建设精神和创造生活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必然导致作者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整体现实精神的趋势。这种根植于大地的现实精神，使徐大发先生的散文在整体性上具有道德高度和思想力度。正因为这种现实精神，徐大发先生的散文具有中国知识谱系与文学想象谱系的合理性和一脉相承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吟咏故乡、感悟人生还是感受亲情、围城风景，亦或是偶寄闲情、杂谈文化，作者总是笔走大地，触摸故人，紧贴地表地行走在鄂南大地，感受民风的古朴，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变迁。如《清凌凌的富水湖》中作者由衷地赞美故乡的变化：“感觉富水湖真的越来越富裕，库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常常为难得一见的景致感动：“有时是夕阳渔歌唱晚，有时是清晨村姑浣衣，有时是桔园采撷秋天，有时是网箱喜捞冬鱼。农家乐，别墅山庄，富水湖乐园……”但是，作者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某些实际问题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乡村垃圾的处理、湖泊水质的污染问题，过度捕鱼问题……“这些景象，曾在我心中纠结很长时间，也曾努力尽过微薄之力。”还有在《杂谈文化》部分散文中作者直接利用自己媒体人身份为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献计献策，如《有多少文化可以重来》、《原生态艺术更有魅力》、《阳新采茶戏起步了，我们咋办？》、《古民居旅游大有可为》等。据笔者了解，这些提议大多数被当地政府文化部门采用，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正因为这种直面矛盾的勇气、介入当下的胆识、勇于担当的责任以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使徐大发先生的散文表现出浓郁的现实精神。也正是这种现实精神的激励，作者对日常生活表现出由衷的热爱，对故乡大地表现出无比的依恋。

 

    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就是面向人的生存境遇，人的解放只有落实到日常生活才能得以真正实现。长久以来，日常生活因庸常、琐碎、世俗的本性被长期地疏离宏大叙事之外，散文艺术创作也因断裂日常生活自身逻辑，在将日常生活理性化、历史化、本质化的同时，形成拒斥日常生活，追求宏达叙事的创作理念。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再度发现与呈现，促使文学艺术创作实现了面向日常生活的转向。徐大发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嗅觉积极回应当代文坛的世俗化潮流。如《孝心移动 亲情沟通》书写一部手机为一个家庭带来无与伦比的幸福感。还有《药》中由药想起母亲对儿子关爱，想到亲情的可贵和生活的温暖。徐大发先生面对喧嚣涌动、困境重重的凡俗人生，不动声色地言说着被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合力挤兑的生活空间，关注芸芸众生的痛苦和无奈，在重构日常生活合理合法性的同时，寻找平庸生活中幸福亮光。这种幸福亮光的寻找源于作者对生活、对故乡、对人生浓浓的深情。

 

 

    在中国散文的最初阶段，实用理性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情感是放逐的、排斥的。至少到了魏晋以后，抒情才从实用理性中独立出来。不过，真正将个人情感看作散文核心质素的还是晚明时期。晚明小品独抒性灵的倡导，成就了五四散文的繁荣。近年来随着智性散文的提出，有些散文家对散文的真情实感不以为然，甚至斥之为滥情、矫情、煽情。这种一叶障目的观点显然缺乏合理性，有悖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没有真情实感的散文往往难以深入人心，难以发芽、开花和结果。散文说到底是一种主情的文学样式，是这一种充满主观色彩，以侧重表达个体内心体验和以抒发内心情感为旨归的文学样式。散文是一种人类心灵火花的迸发，是人对世界本真性体验的表达。如《病中二十日》作者经历脑溢血住院，从自己和病友的经历中感觉到：“亲情、爱情、友情、同事情，这些平时似乎很淡漠和疏远，平日自己也是一面在脸上虚挂着应付，一面又在内心深处垒起一堵墙。世上还是有真情在，只是平时缺乏劳作和经营，荒芜了田园，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错觉。做个人真好！要做个真人，一个大写的人。”显然，这是作者大病初愈的本真的情感体验。在徐大发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书写中，浸润着其个体化的生命认知和人生感悟，释放其对生命的内在本真性体验。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生命认知和人生感悟源于徐大发先生对现代化进程的真切感受，源于作者触摸大地时的人文情怀。这些散文以审美形态书写了通山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记录了中国乡村的普遍经验。如《酸酸甜甜的记忆》、《幸福之路》、《提速生活的幸福》等等，这些散文以一位普通市民的身份感受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意味深长、诗意盎然的散文源于作者对生活、对亲情的细微体验，也源于一颗平民之心的诗性烛照。

 

 

 

    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独创性和自足自在的价值。因此，在比较各民族的文化时，必须抛弃以西方文化中心论和现代化思想为经纬的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只有深入研究地方性知识和民间色彩才能领会本土文化的丰富的内涵，才能体察到生命本真的寄寓。这种强调在地感的地方性和民间性的书写往往带有强烈的反思特征。梭伦的《瓦尔登湖》就是作者对现代文明反思的产物，是对现代文明产生厌倦，而对农业文明甚至森林文明产生憧憬的写作。再如孔帆升、雪雁鸣等通山知名学者的散文始终对现代文学持有强烈的反思性，聚焦地方文化，倡导亲近自然，宣扬情感的艺术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时只有地方的才是民族的。徐大发先生走遍故乡的山山水水，热心于故乡文化的发掘与整理，执着于地方文化产业开发的探索。如作者对“水乡狮子彩船灯”的记载、对元宵问年成风俗的整理，以及对水乡嫁女风俗的考察都具有地方志的意义。这些散文是徐大发先生的创作表现出浓郁的地方性和民间性。

 

    同时，徐大发先生总是以“他者”的视角或者“返乡者”的回视来进行写作。作者以还乡者的视角对原有的文明生态做“忠实”的整理，以“地之子”的创作姿态为家乡立传。作者以不可抑制的伤感描绘了土地、乡村、民俗风物的流逝和信仰的丧失。乡村文化的断裂使得作者在散文中表现出淡淡的伤感。如《怀念一座桥》对故乡的怀念，《旧书》对已逝岁月的留恋，这些故乡的景物、人生的风景在作者饱含深情的叙述中浸润了淡淡的却又化不开的感伤。

 

    再次，徐大发先生散文中的自然景物的描写显示出高超的文学造诣，他奔放中有一缕忧郁，豁达中渗一点哀愁，震撼着读者的心灵。独特的景物描写是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表现形式。散文的魅力很多源于景物的描写和抒情，故乡的山山水水在作者笔下都是有灵性的，渗透着作者忧郁、哀愁或者愤懑豁达的情感和情绪记忆。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往往将写景、抒情和议论连为一体，把静态的自然山川写成了动态的湖泊波涛，赋予自然山水以灵性，赋予生命以动感。《富水湖放歌》中富有诗意的句子俯拾皆是：“红旗崖耸立万丈如斧劈，牛鼻孔大桥横跨富河似飞虹。驾舟飞行碧波上，波光粼粼亮堂堂。烟波浩渺，上下一碧。波皱人飞，船犁水波。水鸟惊起远射，山庄摇曳近来。秋天的富水湖，那么艳丽，那么明澈。”又如《云中湖一日》诗性的叙事，灵气的点染。如夜月缓缓穿越薄云，又如雨后山间出岫的白云。这种感觉不是靠作者寻章摘句得来的，而是得助于第六感的神来之笔。徐大发先生的诸多散文在感觉中穿行，妙不可言。

 

    徐大发先生以现实精神为主导，以生活美学为底蕴，在酣畅淋漓的诗性书写中抒发自己对土地的深情，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他的散文深刻地反映和表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同时也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表现出社会良知承担者和国民素质提升者的良好品质。由于作者这种急切的心理诉求，有些篇章在情感的抒发上缺乏应有的节制和内敛。我期待再次拜读徐大发先生的新作，期待他那种细致入微的诗性书写。